《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塑造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筑牢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弘扬，既是对红色历史的传承延续，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关键是要扩大红色文化的国际认识面，让深刻厚重的历史为世界所理解、认同与接纳。

　　时代方位：把握传播变局中的挑战与机遇

　　国际传播的首要前提在于理解全球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背景下展开的一系列跨文化交流，而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必须在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审视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不对称现象依旧显著，西方中心主义仍普遍对红色文化持有意识形态偏见，常将其标签化或狭隘化，从而导致“文化折扣”并引发西方受众的理解困境。这一现实痛点倒逼我们的对外传播不能仅停留在扁平的宣传口号上，而必须通过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用学理硬实力化解意识形态偏见。但与此同时，中国发展模式背后的反殖民、反霸权、独立自主精神等理念价值，正迎来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的窗口期。特别是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背景下，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独立自主与奋斗精神具有天然的跨文化感召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新型叙事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自信的显著增强，国内对红色文化素材和内涵的挖掘不断深化，使我们日益具备了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这样能有效对冲历史虚无主义，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本的精神坐标，这也为传播主体从官方“独奏”走向全社会“大合唱”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价值内蕴。

　　创新路径：秉持“守正”与“创新”

　　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壁垒，往往不在于理论逻辑的阐释，而在于情感连接的缺失。这就要求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既要坚守根本、守正固本，又要创新表达、融通中外，既以严谨的理论逻辑立住文化根基，又以深厚的共通情感打破文化隔阂、跨越地域边界，让红色文化真正获得国际受众的理解、认同与共情。

　　坚守精神内核的独特性，以学理化阐释破除意识形态偏见。红色文化之“理”，在于政治属性和历史严肃性。针对西方舆论的“标签化”偏见，我们可主动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跨文化学术话语。比如，在译介和解读“红船精神”或“伟大长征精神”时，不应流于概念的单向灌输，可将其阐释为人类在追求独立解放中展现出的强大理想信念和不懈奋斗的精神品质，向世界表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等等。这些基于史实和理论层面的话语表达，是我们构建自主话语体系、规避历史解构风险的基础价值所在。

　　防止红色文化的“泛化”和“窄化”，将历史积淀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坐标。红色文化有着自身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精神内核，在传播过程中不能将红色文化同一切积极的文化相混淆而进行“泛化”，亦不可将其降格为纯粹的政治符号而“窄化”了其深远意义。在传播中，我们要精准提炼并彰显红色文化的独特基因。如红色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并非抽象的情感抒发，而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国救亡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紧密交织、血肉相连的。同时，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对于过往的历史叙述，更多的是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价值理念的升华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启示。只有在守正固本的基础上实现现实价值的交融，红色文化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持续保持生机与活力。

　　汇聚构建多元主体传播矩阵，深化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在内容生产上，应避免空洞口号式的宣教，致力于从中国故事向世界情怀的转化，用具有“人情味”的个体微叙事打动人心。如《觉醒年代》等优秀文化作品在海外青年中的“破圈”，正是由于百年前中国青年在面临时代抉择时展示出的对真理的追寻、对家国的担当等人类共通情感。同时，还应高度重视“他者视角”的开发，积极挖掘白求恩、斯诺等国际友人的历史档案，并借助当代海外华人华侨和外国博主的力量，搭建跨国共创机制，利用第三方声音产生更强大的情感穿透力与普适认同。总体上看，红色传播亟需构建起“官方统筹、高校引领、智库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提升传播的可达性和亲近感。

　　开展分众化的国际叙事，依托数字技术重构传播边界。单一化的讲述已经不适用于分众化的国际舆论环境，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层的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的叙事模式。具体而言，面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应着重呼应其摆脱殖民统治、追求民族自决与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集体历史记忆，彰显红色文化对构建平等包容国际新秩序的启示；而面对欧美国家等西方话语体系，则应淡化意识形态差异，将红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作为回应新自由主义危机、应对全球性公共议题的“中国方案”与智识借鉴。同时还应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传播载体，实现红色叙事跨越语言和时空的藩篱，用感官化、具象化的形式走入国外受众的生活，提升红色文化在海外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全方位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3VSZ068）、“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培育课题资助”（PYYB2510）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链接：https://share.gmw.cn/www/xueshu/2026-06/30/content_388576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