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马克思主义论坛第20讲通过腾讯会议举办。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南湜应邀做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宏芳主持，国科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及其他高校师生200余人参加论坛。
王南湜教授指出，百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发生了多次形态变化。在现今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从而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伟大复兴提出急切要求之际，对作为中国社会之主导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发展进程作一回顾和展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
王南湜教授从五个方面作了讲解：一、百年回顾与展望从何切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张力之初现；二、教科书体系何以大获成功又何以被诟病；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再理解；四、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五、主体性哲学的得与失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之启示。
王南湜教授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回顾和展望，要从本质结构或根本问题上对其变迁进行一种深层分析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必然具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诉求。解释世界就是将世界之存在和变化、发展以某种具有确定性的法则加以描述，而这须世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的；而改变世界则须世界是可改变的，要为人的能动性留下余地，即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决定论的。理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或行动来说，是从两个并非一致的方面发生作用的，一个方面是建构实践主体的意志或目的，即引导主体意志或目的，另一个方面是建构实践主体的手段，或指导、设计实际行动或实践的具体进程。就建构实践主体的意志或目的而言，与解释世界是少数精英人物便可执行的事情不同，改变世界却非多数人即群众参与不可，因而，如何动员群众投身于其中，便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正是这种双重诉求及其间的多重关联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或矛盾，也正是这一关系问题的不同存在方式与不同解决方式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存在形态的变迁或进展。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根本问题，就能够达致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展之深层把握。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张力之初现，王南湜教授指出，李大钊作为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绕不过去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与后来的诸多论者不同，李大钊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深切地意识到了其中所内含的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张力。
就教科书体系何以大获成功又何以被诟病的问题，王南湜教授指出，李大钊和李达早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而从瞿秋白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偏重于辩证唯物主义，并趋向于体系化。这一变化除了受传播的路径依赖之限制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内在需要恐怕是一个主导性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后一方面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而要理解这一转变，便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之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上去看。若是单从解释世界之诉求来看，从日本传入的唯物史观，作为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之核心内容，从而具有理论自身的正统性，理当以之为主导。但若从改变世界的诉求来看，问题却又有所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作为众多社会主义理论之一种而为人们所知道的，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乃是为当时几乎所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普遍信仰者。但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凸显了出来，引起了一些先进分子的特别关注，意欲在中国仿效而行，以图一举而使中国亦挺立于世界，摆脱近百年之屈辱。这便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付诸实施，付诸于改变世界。而要有效地改变世界，便不能仅靠少数先进分子，且需要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实践主体参与其中。而一当马克思主义从众多外来的“主义”中脱颖而出，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选中之时，便立即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使其成为广大国人所信奉之“主义”，而不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主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的工作便是，通过论辩，驳倒其他竞争性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全胜。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数次思想论争，即“问题与主义”论争，社会主义问题论争，无政府主义问题论争，以及三十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争，都是一种通过论辩，驳倒竞争性对手而扩大自身影响的特殊的传播行为。与此同时，通过通俗化的宣传，使广大民众，首先是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是壮大自身的传播所必须的。基于自然科学之巨大成功的决定论，在论战中无疑具有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而体系化则更是使得这种力量汇聚为一体，成为难以战胜的精锐之师。因而，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一种决定论的体系化是必不可少的。教科书体系在近四十年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诟病，当从其在改变世界中的功用去理解。体系化的教科书之主要功能在于动员群众，收拢人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目标。这一体系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其决定论而指证了合于群众之所欲的革命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因而起到了动员群众参与其中之重大作用。但到新中国建立，革命目的的正当性与可实现性问题已成不言而喻之事，无须再行证明，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对于动员群众而言，一个新的方面便凸显了出来，那便是为能动性正名。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必须设定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即预设世界是非决定论的，以使得活动主体具有可进行创造的空间，而非是被决定论性的规律所全然支配的。然而，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之时，教科书体系不仅未意识到现实实践方式的转变对于其提出了新的理论任务，而且更进一步借助苏联专家之权威和国家意识形态之力量对其决定论体系加大推广，这就埋下了后来被批评和诟病的种子。教科书体系所持决定论原则之弊端，导致不得不由毛泽东直接出面来强调能动性方面。而这样一来，便有可能导致将作为意志目的建构的理论与指导实际实践手段建构的理论合二为一，进而有可能导致将建构意志目的之用的能动性直接移植到对于实践手段的建构上，从而埋下过度夸大人的能动性的种子。
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再理解，王南湜教授指出，以往对毛泽东哲学的理解，多是将之纳入到苏联教科书体系之中去，以便排列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前后顺次相继的编年序列，但却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为了更好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我们亦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去寻找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所要求的具有决定论性质的体系化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是战胜竞争性对手的利器，但当其直接进入到具体实践之中，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成为导致实践失败的根源。这便是教条主义支配政治实践而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从而导致多次失败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这中国革命实践中这两种诉求的互相冲突，已表明这一问题注定是无法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的了。这便是毛泽东的贡献之所在。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有莫大之关联。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苏联教科书的，但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带有明显理论哲学倾向的教科书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超越和改造。而改造的方式便是基于实践哲学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理论运用的具体性原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自觉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是“实事求是”，亦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对于能动论和决定论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显然不同于教科书体系那种理论哲学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实践智慧或实践辩证法的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不同于理论智慧之追求确定性的方式，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能动性之作用，对于具体的情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在变动性极大的战争中，能动性能够获得极大的发挥条件，而在经济建设中，能动性的作用则会受到客观条件的较大制约，若不加以适当调整，则有可能导致严重失误。建国后毛泽东对于能动性之强调，若从建构实践手段方面看，由于过度强调能动性，无疑是出现了失误，但若从对于教科书体系在建构主体之意志目的方面的能动性缺失之纠偏方面看，则又有着须加以肯定的意义。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复杂交错状况，才导致后来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对于实践概念之不同方面的强调，以及后来人们在评论这两场理论讨论中的某些误解与错评。
就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王南湜教授指出，由于存在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逻辑，这两场解放思想运动事实上在对于新的理论的需求是有所不同的。在改变世界的逻辑方面，由于所要改变的是长期以来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夸大思想观念上层建筑作用之弊，因而，理论界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命题，回归实事求是，回归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尽管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有着密切关联的，但却不能将之简单地视为同一思想事件。就哲学理论而言，理论界所面对的并非是社会实践中因脱离实事求是原则而出现的那些问题，而是如何在理论上合理地说明人的能动活动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亦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而既然成体系存在且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便是教科书所主张的决定论体系，因而，这一讨论便必然主要地是针对这种决定论体系的，即要破除这种机械决定论而为能动论张目。这一目标显然是与回归实事求是的实践目标不尽相同的。前者在于强调实践之客观性，以纠正“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之倾向，而后者则倾向于强调实践中人的能动性，这又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毛泽东对于教科书体系之决定论倾向纠正之延续和发展。由于存在着这种目标的不同，对于这两场理论讨论便不能以同一标准去加以评论，而是要基于各自不同的目标去看。
就主体性哲学的得与失，王南湜教授指出，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将主体能动性引入以往的决定论体系之中，这可以说是对主体性哲学的一种弘扬。这种弘扬乃是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的能动性发展之吁求在哲学理论上的一种回应。但中国社会发展所吁求的并不只是人的能动性，而且同时也吁求把握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以便能够有效地改变世界。而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哲学讨论的进一步发展，便也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对于这一理论趋向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由于卢卡奇所开创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的重大影响，中国学界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最后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其进路亦同样是一种黑格尔主义阐释之进路，因而，卢卡奇哲学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黑格尔主义阐释之一般性问题，这无疑也构成了中国学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一般问题，或者说，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理路发展的一般前景。而卢卡奇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阐释时，走向了黑格尔哲学，过多地“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了，这使得其在发展人的能动性时失却了现实性，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那样，将“能动的方面”给“抽象地发展了”。而中国学界之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大致上并未超出卢卡奇之进路，因而其理论上的困难便也与之相同。这一反思也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反思。回过头来看，教科书体系之决定论阐释，虽然片面，但亦自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确是一部科学著作，而科学著作自然是要以决定论的方式去进行论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也在这部著作中明确表达了其决定论指向：“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决定论阐释亦是有其依据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马克思不仅早年批评旧唯物主义之缺失能动性，在中期著作中肯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后期对于“自由王国”的构想中，无疑是以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非决定论和人的能动性存在为前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理论上合理地解决这一关系问题，而不是趋向一个方面，取消此一问题。就此而言，对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之抽象地发展主体能动性的反思，对教科书决定论体系的重估，并不意味着重返那种忽视主体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决定论体系，而是要重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所必须面对的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内在张力这一根本问题，而归根到底，就是基于何种出发点去解决或处理这一根本问题的问题。
王南湜教授最后强调，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而言，我们当能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所循由的不是一个单一的逻辑，而是一个涉及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的双重逻辑，那么，对这一进程的理解和考察，也就必须循由这一双重逻辑来进行。既然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各有其目的，那么，对这两个方面便须依据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分别评价之。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双重诉求与双重逻辑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将之分解开来即可万事大吉。即便人们在理论上以某种方式将上述双重逻辑统合为一个一元论体系，也还只是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而尚未及于实践。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诉求、两种逻辑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在将一项具体实践付诸实行之时，是必须将这些不同诉求与逻辑放置在一起加以综合考虑，并权衡各种因素在其中的分量，以便设置具体的行动方案的。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辩证法当有发挥作用之大空间。由于以往相关研究的缺失，因而，我们应当更为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方面的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构建起一种实践中有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或实践辩证法来。
再次，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价值理想的建构与实践手段的建构之双重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也必定包含这两个方面的中国化。且这一中国化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持续地与时俱进的过程，因而，人们也必须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之变迁而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思路推进这一过程。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变从而也就给人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既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多的是聚焦于方法论方面，而在如今中国社会发展取得如许成就，价值理想方面的深度中国化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如果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深入国人之心，成为国人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将其源于希腊文明之自由王国理想与中国传统之“民胞物与”式的天人合一理想相融合，以“民胞物与”之理想去阐释“自由王国”之理想，并由之重建中国传统之天人合一理想，便是我们当今应当加大力度深入进行的工作
在互动环节，王教授面对参加论坛师生的积极提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逻辑的再梳理？”、“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都一一做了详细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
